虚拟货币涉赌：合约平台型涉赌定性及出罪空间探讨
实务研究
虚拟货币合约平台型涉赌定性及出罪空间探讨
——以一起相对不起诉案为例
以USDT为结算工具、提供高倍杠杆合约交易的虚拟货币平台大量涌现，其以交易之名行组织赌博之实的运作模式，在司法实践中认定较为复杂。现有司法解释及规范性文件主要针对传统赌博网站与棋牌类APP，对这一新形态尚欠缺明确的适用标准。实践中，除平台能否以开设赌场罪定性外，还存在代理能否认定从犯、从宽情节如何叠加适用、追诉时效如何审查等问题。笔者对以上实务问题进行简要分析。
案例事实
BKEX平台以虚拟货币交易所名义对外运营，实际以USDT为结算工具，提供一至百倍杠杆的永续合约交易。用户充值后买入看涨或看跌合约，但平台并不进行真实的现货交割——盈则平台付钱，亏则资金归平台，运作模式与传统赌场坐庄无异。平台通过强制平仓、收取高额手续费、与用户做对手盘交易三种方式获利，数年间发展注册用户数万，非法获利折合人民币逾三亿元。
平台内部设五级架构，各级代理按下线投注流水提取固定比例返佣。案例中，刘某经社交软件结识大区代理后成为二级代理，通过微信、短视频评论区、理财交流群发布盈利截图和带单教程，吸引他人注册充值。
公安机关在全链条打击行动中，根据后台数据和佣金结算记录锁定刘某身份，并将其传唤归案。审查起诉阶段，家属全额代为退缴违法所得，本人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，检察机关最终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。
争议焦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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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平台定性之辩：“合约平台型”运作模式符合开设赌场罪的实质
首先需要明确的是，并非所有以虚拟货币合约交易为名的平台活动均能认定为开设赌场。真实的合约交易平台为用户提供市场价格撮合服务，平台仅以收取手续费为营利方式，用户的盈亏与平台自身资金并无直接利害关系。而本案中的平台与之存在根本区别：
| 1 | 平台不具有真实交易功能。用户充值USDT后买入的合约并无对应的现货交割，用户资金也未进入数字货币市场流通，而是停留在平台控制的账户内，形成“充值—投注—结算”的封闭回路。这一资金流转结构，与传统赌场“下注—开牌—赔付”在本质上没有区别。 |
| 2 | 平台对盈亏结果具有实质控制力。平台自行设定杠杆比例、控制平仓算法、垄断行情数据，用户输赢结果实际由平台单方决定，这与赌博活动“庄家坐庄、赌客下注”的控制性特征高度吻合。《检察日报》理论文章观点亦指出，开设赌场的核心特征在于行为人对赌博场所的支配与管理，即“控制性”。本案平台对资金流转与盈亏结果的支配程度，显然已达到该标准。 |
| 3 | 平台与用户之间存在直接对赌关系。平台获利并非来自交易撮合服务，而是直接来源于用户亏损——强制平仓吃掉保证金、对手盘交易获取差价，平台不是在提供服务，而是在坐庄经营。 |
| 4 | 从刑罚效果上考虑，若不将此类平台纳入开设赌场罪的评价范围，将形成巨大的监管套利空间。虚拟货币合约交易具有资金规模大、隐蔽性强的特点，其社会危害性不亚于传统赌博网站型开设赌场，理应同等评价。 |
综上，“合约平台型”涉赌平台虽披着虚拟货币交易外衣，但资金封闭回路的实质与传统赌场无异，以开设赌场罪定性并无障碍。辩护重心应转向个案中具体当事人的罪责切割。
二、共犯边界之辩：底层代理的明知与帮助行为
案例中，刘某明知平台以杠杆合约形式组织对赌活动，仍接受层级管理、发展下线并抽取佣金，客观上为平台扩大赌博规模提供了帮助，构成开设赌场罪的共同犯罪。虽有观点认为其仅从事推广引流、未直接组织赌博或参与资金结算，不应构成犯罪，但共同犯罪的成立不以“直接实行”为前提。刘某明知平台性质而招揽赌客、发展下线，属于提供帮助的行为，其推广与平台赌资规模扩大之间具有因果关系，共犯成立并无争议。
但共同犯罪中的罪责承担并非一刀切。刘某的具体地位和作用，决定了其刑事责任应作区别于顶层组织者的独立评价。而要理解这种“区别评价”的必要性，需先厘清不同层级代理在犯罪链条中的角色差异。
三、层级对比：三层代理的情况定位与出罪可能性
本案五级架构中，顶层运营、大区代理与下级代理所处的层级不同，其角色定位、获利规模与罪责评价存在显著差异，出罪路径亦随之分化。以下就三层代理逐层对比。
含创始人 | |||
区域枢纽 | |||
（一）顶层运营：主犯地位，出罪空间相对较小
顶层运营含平台创始人，是平台的搭建者与实际控制者，对赌博场所具有支配地位，构成开设赌场罪的主犯。其参与平台全周期决策，非法获利主要由其支配分配，犯罪情节严重，依法应当判处刑罚。坦白、认罪认罚等情节可从轻处罚，但不足以支撑不起诉，从宽情节的叠加仍然无法跨越“犯罪情节轻微”这一法定的门槛。
（二）大区代理：中间层级，出罪空间有限
大区代理承接顶层指令并管理下级代理，在区域范围内具有组织、协调职能，仍属开设赌场罪的共同犯罪。其获利规模虽低于顶层，但提取辖区内多个下线投注流水的佣金，参与程度较深，犯罪情节不宜认定为“轻微”。即使具备坦白、认罪认罚、退赃等情节，通常也难以争取不起诉，更现实的辩点是争取从犯认定以减轻处罚。
（三）下级代理：末端角色，出罪空间较高
下级代理位于犯罪链条末端，仅从事推广引流，不参与决策、不掌握资金，获利占比极低。如本案刘某获利十余万元，与平台逾三亿元相差三个数量级，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，依法应认定为从犯。叠加坦白、认罪认罚、审查起诉阶段全额退赃等情节后，犯罪情节可评价为“轻微”，符合相对不起诉的条件。以下即以刘某案为例，具体展开从犯认定与从宽情节的叠加论证。
四、罪责切割：从犯认定与从宽情节的叠加适用
刑法第二十七条规定：“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，是从犯。对于从犯，应当从轻、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。”在该起相对不起诉案件中，刘某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，是从犯，具体表现在：
| 1 | 工作内容限于推广引流。平台的搭建、运营、规则制定和资金结算均由顶层人员控制，刘某不参与决策，不掌握资金，其角色与"拉人头"的推广人员无异。 |
| 2 | 获利占比极为有限。刘某获利十余万元，与平台逾三亿元的总非法获利相差三个数量级。 |
| 3 | 处于犯罪链条末端且参与时间较短。刘某属五级架构中末端的二级代理，任职期间仅发展下线十余名，对犯罪进程的控制力与影响力微乎其微。 |
除从犯这一法定从宽情节外，刘某也还存在多项从宽因素：
刘某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，并交代上下线人员信息，配合办案机关固定证据，符合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规定的坦白情节。
刘某自愿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，认可指控罪名和量刑建议，符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条件。
刘某家属在审查起诉阶段即全额退缴违法所得，由检察机关依法追缴上缴国库，有效减少了犯罪造成的财产危害。退赃时间节点的提前尤为关键，—审查起诉阶段退赃，为检察机关行使不起诉裁量权提供了充分的事实基础。
五、程序出罪之辩：追诉时效的专项审查
除上述实体层面的罪责切割外，程序性出罪事由同样不容忽视。网络赌博犯罪往往持续数年，部分底层代理的涉案行为可能已超过追诉时效，应将时效审查列为辩护工作的前置环节。
刑法第八十七条规定，法定最高刑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，经过五年不再追诉。开设赌场罪一般情节的法定刑为五年以下，若代理人员涉案行为终止时间距案发已超过五年，应当审查追诉时效是否已过。实务中已有以此为由成功争取不起诉的先例，该程序性出罪事由在同类案件中的辩护价值不容忽视。
虚拟货币涉赌案件证据庞杂、资金流向复杂，但罪与非罪、罪责轻重仍有明确的法律标准可循。
作者：小编
